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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从江西回到北京的邓小平，等待着党中央为他分配工作，就在一位革命晚辈看望他之际，两人在不经意间提起了遵义会议这件往事。
“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就是没有，要说我此生有过的成绩已经很光荣了，这件事不过是再增添一份荣光，仅此而已，就算没有参加，我的光荣也不会因此被抹杀！”
之所以邓小平会如此感慨，恰恰是对诬陷者以及误传谬说极为有力的回击，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件往事，便是有关于他当年是否参加遵义会议引发的风波。
就在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开放之际，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中，有关于会议参与者名单介绍，并没有将邓小平列入其中，还误将没有参会的董必武、林伯渠列入其中。
1958年11月18日，邓小平在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纪念馆，在看到会议室依旧是当年陈设的样子，不禁指着靠边的一角说道。
“我当年就坐在那里！”
就是这样一番话，在之后的许多年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起初，纪念馆馆长孔宪权私下里询问过杨尚昆有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史实，杨尚昆表示回京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后再做答复。
此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确查阅到了部分原始文献，可对于邓小平的与会问题并没有找到可靠的佐证，事情也无奈处于搁置状态。
60年代初，原红二、六军团民运部长李立任职贵州省省长，对于遵义会议纪念馆建设极为关心，曾有一次，纪念馆负责人再度向他提及邓小平的参会问题，只见他的回答极为坚决。
“邓小平本人都说参加了，你们还要去哪里调查？难不成，他本人的谈话，就不能当做是活档案吗？”
源于此，在遵义会议纪念馆1965年大修后重新开放之际，邓小平的照片出现在了与会人员名单中。
事情到这里本可以结束，没成想，十年动荡来袭，邓小平被诬陷为“党内另一个最大走资派”被打倒，他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问题也成了一大罪状。
在一群热衷颠倒是非黑白的宵小之徒眼中，邓小平是在“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以及“捞取政治资本”。
此后，纪念馆会议室说明牌上，他的名字被打上大大的黑叉，照片也从陈列室摘掉，即便如此，邓小平并没有屈从，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史学界对遵义会议的诸多史实进行了一次深度调研和确认，除了查阅大量历史档案，还对当时明确参加会议的老革命们进行了探访和询问。
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研究，众多材料证明，邓小平的确参加了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是，有关于邓小平的那一段革命经历也得到了进一步明确，主要依据来源于周总理、杨尚昆的证词。
早在60年代，周总理就曾对此明确表示过。
“邓小平同志参加了遵义会议，这件事没错呀，他还做会议记录呢嘛！”
而杨尚昆经过细致回忆也想起了当年参会的诸多细节，尤其回想起了邓小平曾坐在角落里忙着做笔记这件事，还依稀想起他坐过的位置。
直到此时，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事实才算无异议。
在很多人看来，当年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会没有相关记录资料留下来呢，而保存下来的一些记录中，又为何没有提及邓小平呢？
一方面，当年邓小平完成的会议记录也在战乱中遗失了，有关于遵义会议绝大多数的文字材料都丢失了，另一方面，在现存的由陈云起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的确没有提及邓小平。
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也就成了有心之人反复提出质疑的立脚点。
不过，经过多年的论证与分析，研究者找到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那就是邓小平在参与遵义会议时还不具备党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
源于这个因素，即便他在会议上做了大量记录工作，还是没能给大多参会者留下深刻印象，就更别提前面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
好在细心的周总理给了邓小平最好的证明，经过论证，他当年身为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也得到证明，而遵义会议恰恰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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